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徐建国

徐建国:诺斯——从历史出发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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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• 新古典理论根本就不宜分析发展问题,更遑论政策建议了。——道格拉斯·诺斯

    2015年注定是个不平常的年份,约翰·纳什和道格拉斯·诺斯两位巨星先后陨落。看起来,这两位的人生轨迹与特征截然不同。纳什的人生,充满了特立独行的悲剧色彩,在疯人院里度过了漫长的时间,因为离婚不得不一度依靠母亲照顾。而诺斯却有着一个学者难以企及的美满生活,享受狩猎,摄影,美酒,美食,音乐,田园风光,还喜欢驾驶飞机,巡航天际。

    不过,倘若撩起二人的面纱,抛开两幅截然不同的皮囊,你看到的,竟然是惊人相似的灵魂。在他们之前,对于市场如何运作、如何有效配置资源已经有了充分的讨论,但对于市场能否存在、是否稳定、如何形成、如何演化这些问题,人们却知之甚少。纳什和诺斯的共同点,是他二人都不把市场的存在作为前提假设,而是把市场的存在放在显微镜下拷问。

    199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翰 · 纳什

    纳什均衡的思想内核,是市场无时无刻不在博弈中存在,个体博弈不一定达到新古典理论的有效均衡,甚至差之毫厘,谬以千里。对于大行其道的新古典理论,这是一个逻辑上致命的打击。可惜,人类是靠直觉和印象的物种。逻辑上的致命,在纳什那里是致命的,在现实中却可以云淡风轻。所以,纳什疯了。

    对新古典理论的反思和批判,一个角度是逻辑,这是纳什的角度。另一个角度是经验,这是诺斯的切入点。诺斯的博士论文,写的是美国人寿保险的历史。正如诺斯自己所说的,历史的演化是“路径依赖”的。或许正是这一早期的切入点,培育了诺斯对经济史的兴趣。诺斯于1966年出版了第一本主要著作,题为《美国1790-1860年间的经济增长》。然后,他的兴趣转向了欧洲经济史。1973年,另一本主要著作问世,题为《西方世界的兴起》。

    据诺斯自己回忆,他在研究经济史的过程中,深深体会到新古典理论的局限,无法帮助理解社会和经济变迁。因而,诺斯开始寻找新的理论工具,由此导致了制度变迁理论的诞生。诺斯的制度变迁理论,集中体现在两部著作中,《经济史中的结构和变迁》和《制度、制度变迁、和经济绩效》,先后于1981年和1990年出版。

    1994年,诺斯教授和好友,新制度经济学鼻祖科斯教授在一起

    在1981年的《经济史中的结构和变迁》中,诺斯抛弃了市场和制度必然有效的新古典假设,开始研究无效、低效的制度为何会存在。只有这样,诺斯才能回答“为何有的国家变得富有,而另一些国家保持贫困”这样的基础性问题。一扇通往制度变迁的门,就这样被打开了。后来引出的国家理论,社会意识理论,都是作为制度变迁中的重要因素而存在的。国家是制度的主要实施者和最后执行者,而社会意识决定了人们对于现象的理解和决策,深刻地影响制度演化。

    这样,诺斯从历史出发,书写了一套制度变迁的理论。生活在发展中国家的人们,很容易被制度变迁理论吸引。无他,身边的很多变化,都可以归结到制度变迁。而且,发展中国家的人们,不需要回到遥远的过去,就可以观察制度变迁背后的驱动力量,颇有点“参与历史”的感觉。或者,这是为什么对制度的研究在发展中国家热火朝天,但是在欧美主流的学术圈,却几乎无人问津。

    滑稽的是,就是这群对发展现象最多有走马观花的经验观察,对制度变迁理论不感兴趣的人,天天被发展中国家的人们请来把脉、问策。怪不得诺斯在他的诺奖致辞中强调:“新古典理论根本就不宜用来分析发展问题,更遑论政策建议了”。诺斯继续说道:“新古典理论谈的是(理想状态下)市场如何运作,而不是(摩擦状态下)市场如何发育。”

    1993年,瑞典国王向诺斯颁发诺贝尔经济学奖

    其实,即便是诺斯自己,也承认对于制度变迁的细节知识知之甚少。在诺奖致辞中,诺斯强调了社会和政治团体在制度演化中的重要作用,但是也坦承对于如何培养社会和政治团体知之甚少。诺斯尤其强调,现有的理论大多从欧美的历史经验中得来,对其他国家未必适用。不同国家的历史渊源、社会心理意识大不同,决策和行为的方式大不同,制度演化的路径必然也大不同。

    也许,从历史出发,研究自己的社会形态和约束条件,放弃简单的制度移植和拷贝,是发展中国家的人们应该从诺斯那里借鉴的经验。

    约翰·纳什和道格拉斯·诺斯,一个数学家,一个历史学家,殊途同归,完成了对新古典经济学的完美批判,拓展了市场分析的边界和维度。

    2015年,二位再次殊途同归。

    徐建国    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教授
    本文来源:人文经济学会

     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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